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运行逻辑与历史经验
陈其胜
原载《学术论坛》2011年第8期
（湖南理工学院社科部，湖南 岳阳 414006）
摘 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怎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了什么”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积极探索，形成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在探索中，正确处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普遍与特殊、理论和实践、历史与现实、领导和群众等复杂关系，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原则和要求、方式和途径、动力和目标等诸多问题，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飞跃。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脉络，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经验，是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脉络；历史经验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史。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发展，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成就，也积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经验。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脉络，深度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经验并吸取这一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对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逻辑根本：正确处理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实践活动，需要人们不断进行深刻追问和理性反思。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就是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即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与发展、理论与实践、继承与创新，都有赖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一）正确认识和理解普遍与特殊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P147）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由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进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缺乏深刻认识和对中国国情缺乏全面掌握，没有正确处理好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在党内曾一度盛行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来了危害，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损失。在党内提出并大力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理论到实践的首推毛泽东。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2]（P111—112）1936年写的《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一文，从哲学的高度阐明了“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1937年写的《实践论》、《矛盾论》，科学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是“一般”，而中国革命是“特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必须与中国革命的“特殊”相结合。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真谛，着重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依据，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的基本理念。193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命题。
（二）正确分析和把握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任务。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首先必须分析、研究中国国情。应当说，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伊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了对中国国情的分析。毛泽东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3]（P633）。正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理性自觉，毛泽东才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但中国国情是一个包括社会情况、自然情况、历史情况、现实情况相统一的综合概念，具有特殊性、多样性、动态性等特征。因此，深刻研究中国国情，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具体分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具体研究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把握了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经济文化落后、受帝国主义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动力、领导者和同盟军以及前途和转变，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指引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华民族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分析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准确把握中国处于并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走上了不断富强的道路。
（三）不断回答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目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解决中国的“特殊”问题。中国的“特殊”问题，实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具体地说，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提出和暴露的具体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具体分析了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任务、革命动力、革命道路等“中国的特性”，具体回答了诸如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红旗到底打得多久?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 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 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什么? 中国向何处去? 等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的重大现实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整体布局、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重大现实问题，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紧密结合，初步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现实问题，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新的实践和新的需要，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上述分析，可以得知：普遍与特殊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根基。正确处理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就不会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性，而不着手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甚至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会因为中国国情具有特殊性，得出“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结论，从而取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正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立足中国特殊国情，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明确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发展方向，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
二、逻辑中心：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要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发展过程，需要有基本的规范和确切的内容。经过艰辛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原则，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和要求。
（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与以往的任何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不只是满足对世界的解释和说明，而是致力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正如马克思本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表明的那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P61）作为“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其真理、价值和力量不仅来源于实践、能够经受实践的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而且在于它指导实践、服务实践。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的关系。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一原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实践探索得出的重要结论。以党的成立为开端，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艰难探索过程。在经历了许多的成功和失败之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长期的实践才逐步达到自觉和成熟的阶段。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标志着我们党对“结合”的认识达到了理性的自觉。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简称“结合”）。此后，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思想认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多次强调“结合”的原则。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强调了这一原则，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5]（P3）2008年12月，胡锦涛同志代表党中央回顾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把30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时，再次强调了这一原则，他说：“30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6]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才能不断地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认识，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要求。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具体地说，是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实践前进和实践检验理论、推动理论发展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一本质内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得到了生动体现和深刻诠释。
第一，结合中国实际，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选择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探索做出的正确抉择。坚持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前提，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政治信仰。毛泽东同志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7]（P554）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时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情况和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毛泽东语），“老祖宗不能丢”（邓小平语），两个“坚定不移，不能含糊”（江泽民语）。
第二，结合中国实际，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8]（P742—743）中国共产党人遵循这一谆谆教诲，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转化为科学方法和价值取向，形成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科学方法，实际地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国共产党人遵循这一谆谆教诲，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能够操作和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政治、经济、文化纲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纲领，具体地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
第三，结合中国实际，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同时又是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毛泽东说过：“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9] ( P109)邓小平指出：“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5]（P292）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基于中国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结合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创立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飞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本质内涵，不是简单的逻辑推导和理论演绎，它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实践探索得出的一个马克思主义重要结论，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全部历史经验中最基本的经验。
三、逻辑重点：正确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相统一，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路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艰巨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文化的融合、理论的对接、时空的转换。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探索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效路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的“互化”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相互“改造”。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内在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扎根于中国社会。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属于人类和世界。但由于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在西方社会特有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人类智慧，必须演变成为具体国家和民族的智慧，才能展示它真正的价值。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土壤上扎根生长、开花结果，首先要求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文化内在结合与有机交融。毛泽东懂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道理，他一方面用“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知行统一”等生动活泼的民族语言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通俗的解释，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化的存在形式，另一方面他又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和提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实事求是”传统，创立了党的群众路线和思想路线。邓小平更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革故鼎新、通变救弊主张，升华为全面改革的政策；将兼容并包的文化品格，提升为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将传统的民本思想，光大为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将传统的“正德厚生”、“贵义尚利”的主张，拓展为“两个文明一起抓”；将传统的大同理想与共同富裕的目标、传统的中华“大一统”观念与祖国统一的理论联系起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又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发展变化”、“民本”和“自强不息”等重要观点。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统筹协调、与时俱进、社会和谐等重要理念，都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汲取了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中国共产党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的民族形式和内容，使马克思主义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推进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引领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和中国建设不断前进。
（二）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世界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发展结合，把握时代特征，反映时代精神，回答时代课题，适应时代需要，引领时代潮流。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世界文化积聚到一定程度的最高成果。同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是二者的简单拼凑，而是在世界文明发展背景下实现的有机统一。把握时代特征这一动态要素，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在中国社会的实践变革中发挥应有价值。毛泽东准确把握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特征，把中国革命放到世界革命的背景下加以考量，强调“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强调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邓小平准确把握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抓住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把中国的建设与发展放到和平与发展的世界背景下加以思考，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战略方针。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指出：“《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10]（P295）这明确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只有紧扣时代脉搏才能获得强大生命力。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我们党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科学命题，实现了时代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科学定位。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放到世界和时代的宏大视野中去考察，使马克思主义既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又吸收借鉴当今世界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赋予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深刻的时代价值。
（三）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掌握人民群众和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掌握人民群众，是指马克思主义被广大人民群众认同、接受；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运用，使马克思主义“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9](P320)马克思主义具有的代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理论品质，决定了它能够同人民大众相结合，能够被广大人民群众认同、接受、理解、运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向广大工农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使马克思主义不断掌握广大党员、干部和劳苦大众，转化为人民群众实践的指导思想和精神动力。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不断寻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途径和方法。例如毛泽东提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里解放出来，让人民群众掌握哲学，例如邓小平总是用人民群众之中流传甚广的朴实语言，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他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5](P382)他用“摸着石头过河”来表达渐进式的改革路径，用“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来表达“不争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改革策略。江泽民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报道要“更加贴近生活、贴近读者，使广大读者喜闻乐见。” [11](P565)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则更加明确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历史任务，强调“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12]。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有机统一，使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路径。
四、逻辑关键：正确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坚持加强党的建设和集中群众智慧紧密结合，提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动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主体有目的的、自觉的探索活动，主体的素质如何，决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度、广度和成熟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建设，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持续的发展动力。
（一）以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来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特点。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引领者、推动者和实现者，党的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程度。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党的自身建设，把党的建设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开创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根本保证。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中央努力探索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的问题，开启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邓小平强调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治党治国的理论，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重视党的建设，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提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素质的重要环节。
党的各项建设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展开。思想理论建设方面，重点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提高全党的思想政治素质；组织建设方面，根本的是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反对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作风建设方面，根本的是“做模范”、“保持共产党先进性”。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保持了党的纪律性、纯洁性、先进性，提高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素质和能力，增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性、能动性、创造性。
（二）把人民群众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集中群众智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亮点。中国共产党把尊重实践和尊重群众相结合，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主体地位。毛泽东深谙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他反复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任何敌人都可以战胜。因此，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一切实际工作，都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科学方法。他把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和积累的丰富经验与智慧，作为中国共产党理论发展的重要资源。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把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作为自己理论创新的原料来源，正如他在南方谈话时所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5]（P382）
中国共产党把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相统一，切实发挥了人民群众主体作用。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的响亮口号，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把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当作一切言行的最高标准。邓小平把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融为一体，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思考问题、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保证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还通过制定正确政策和采取多种措施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保证人民群众的利益，团结和凝聚了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激活了人民群众的创造潜能，调动了人民群众投身革命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积极性，切实发挥了人民群众的创造作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发展增添了活力，提供了强劲动力。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发展，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主题，进行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积极探索，正确处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复杂关系，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中的诸多问题，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飞跃，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了思想指导、文化引导、政治领导和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必将作为鲜明的导向、化为巨大的力量，指引我们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前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0]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干部学习文件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11]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07—1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