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思想教育研究》2020年第3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抗击重大疫情的历史回顾与经验启示
粟锋
[摘要]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提出了卫生工作要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政治要求，把消灭天花、血吸虫等烈性传染病作为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来抓。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疫情防控逐步与国际接轨，重点防治结核病、麻风病、艾滋病等影响人均寿命的慢性传染病。自“非典”疫情暴发以来，党和国家把新发传染病引起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防控放到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中国抗击重大疫情不断取得胜利，决定性因素是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确保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保障性因素是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的不断深化、医疗体系与应急机制的不断完善。党要把领导人民抗击重大疫情作为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环节、检验城市治理水平的临场大考、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有效契机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磨砺，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关键词]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人民群众；重大疫情
自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果断出击，成立了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统一指挥分类指导各地疫情防控，采取武汉“封城”等果断措施严控病例外流输出、集中隔离救治确诊和疑似病例、预防健康人群感染。在党领导人民群众众志成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阶段，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应对重大疫情的历史，有助于坚定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的信心，更好地理解、支持和推进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抗击重大疫情的历史回顾
疾病通过损害健康的身体来干涉个体的谋生和组织的运转进而破坏社会的经济基础。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用“疫”“大疫”来表征疾病的蔓延。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重大疫情是指传染病的暴发、流行，对人民健康的危害程度极大。2005年世界卫生大会修订的《国际卫生条例》对“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定义强调重大疫情具有“严重危害、广泛传播”的时空特征。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过艰辛英勇的奋斗，党领导人民走出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体现制度优势的疫情防控道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遏制短期内危害人民生命安全的烈性传染病，在改革开放以后重点防治影响人均寿命的慢性传染病，在“非典”暴发后大力监控和预防新发传染病。
（一）1949—1977年：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力争消灭鼠疫、天花、疟疾等烈性传染病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尽管在精神和肉体上解除了“三座大山”的压迫，但仍深受鼠疫、疟疾、天花、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危害。以1949年张家口鼠疫为例，在10月至11月期间造成了75人死亡，疫源地距离首都北京仅300公里。党中央迅速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严密封锁交通，紧急调配医疗队伍和防疫物资驰援河北。毛泽东还向斯大林致电，争取苏联医疗专家和疫苗援助。这次鼠疫给新中国敲响了疫情防控的警钟。毛泽东曾告诫全党，“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1]176，向全国人民发出“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的号召，[2]614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下发了《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1957年国务院发出《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等传染病防治文件。毛泽东认为消灭危害人民健康的重大疾病是共产党人的天职，“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3]381这一时期，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党把烈性传染病防治当成重大战役来对待，有计划地向鼠疫、天花、血吸虫等一个个战争要塞发起进攻，极大地减少了烈性传染病使人民群众致死致残的折磨与痛苦。
（二）1978—2002年：疫情防控与国际接轨，重点防治结核病、麻风病、艾滋病等慢性传染病
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抗击重大疫情的工作重点转向慢性传染病防治，从凭借思想政治工作发动进入到疾控防疫建章立制的阶段。在国际合作方面，1979年中国正式承认《国际卫生条例》，1980年卫生部出台《国境口岸传染病监测试行办法》，传染病防治逐步与国际接轨，建立了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的合作渠道。在医疗队伍建设方面，采取了一定的物质激励提升专业人员的积极性，1980年，卫生部和国家编委出台了《各级卫生防疫站组织编制规定》，1988年，卫生部、国家物价局和财政部印发了《全国卫生防疫防治机构收费暂行办法》。同时贯彻邓小平所作的“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的指示，[4]1451978年开始实施EPI国家免疫规划，免费为儿童接种脊灰疫苗、麻疹疫苗、卡介苗、百白破疫苗等。在传染病防治法制建设方面，198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卫生部先后制定《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暂行条例》《全国预防艾滋病规划》《全国麻风病防治管理条例》《性病防治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这一时期，尽管性病和乙肝发病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但在总体上这些制度化的防治规划和方案发挥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把重大疫情扼杀在了萌发期。
（三）2003年至今：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抗击“非典”等新发传染病
“非典”疫情暴发标志着抗击重大疫情从传统常规防治转入突发应急防治的新阶段。在抗击“非典”疫情的早期，由于对新发传染病的科学认识不足，部分官员和科研人员对疫情防控趋于乐观。2003年4月，党中央充分认识到“非典”疫情的严重程度和巨大威胁，全力以赴应对此次重大疫情，经过两个月的艰难搏击最终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非典”疫情中出现的极少数官员瞒报少报、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造谣传谣、一些企业哄抬物价等问题，暴露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短板。胡锦涛强调，“要大力增强应对风险和突发事件能力，经常性地做好应对风险和突发事件的思想准备、预案准备、机制准备和工作准备”。[5]75充分汲取抗击“非典”疫情的经验教训，国务院先后颁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卫生系统根据疫情定期公布的需要，建立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和传染病早期自动预警系统，成功处置了甲型H1N1流感、人感染H7N9禽流感等新发传染病疫情。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抗击重大疫情的演进逻辑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抗击重大疫情的历史具有鲜明而清晰的演进逻辑。从烈性传染病到慢性传染病再到新发传染病，疫情防控对象逐次递进。要科学回答为什么党能够领导人民不断取得抗击重大疫情的胜利，应当结合治国理政的总体布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揭示我国抗击重大疫情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和趋势。党领导人民抗击重大疫情的历史演进符合两点论与重点论的本质规定，体现了“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其中“不变”的是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确保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参与，这是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变”的是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在不断深化、医疗体系与应急机制在不断完善，这是取得胜利的保障性因素。
（一）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成功抗击重大疫情的根本保证
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的根本原则。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领导一切”的政治原则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得以确立。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明确反对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要求政府系统落实向党的请示报告制度。这一时期，抗击重大疫情本身也是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党领导人民抗击重大疫情具有政治发动和战时动员的特征，如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喊出“打死一个苍蝇就是消灭一个美国鬼子”的口号。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强调党政分开，党要避免对日常事务的过度干涉，克服政治运动的频繁发动，集中精力抓制度建设。我国先后出台了卫生防疫法律法规，党领导人民抗击重大疫情在法律保障范围内有条不紊地开展。2003年“非典”疫情暴发给党带来严峻的执政考验，以往的防疫法制对新发传染病疫情控制成效有限，党领导人民应对重大疫情的应急预警体系亟待完善。重大疫情的发展是执政环境变化的重要方面，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对抗击重大疫情的领导就是夯实根本保障，更好地统揽全局又协调各方，适应新时代疫情防控形势。
（二）始终确保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是成功抗击重大疫情的力量源泉
始终确保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是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国体的价值诉求。人民群众是抗击重大疫情的主体性力量。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凭借战时动员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惯性、优势，能强有力地宣传、组织人民群众。毛泽东善于营造与群众直接对话的情境，主张“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6]80这一时期党高度关注、努力避免官僚层级对人民群众的信息延隔和失真，在医疗技术落后的情况下高效地领导人民群众主动出击，达到遏制烈性传染病的目标。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注重用稳定的制度规导人民群众，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根据群众对慢性病防治的医疗需求，使每个人都在制度覆盖下享有价格实惠、质量优良的医疗服务。以“非典”为代表的新发传染病的侵袭，特别是具有人传人特征的病毒性疫情，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感染者和传染源，任何环节的疏漏都容易造成聚集性疫情。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创造历史的磅礴伟力，党领导人民群众抗击重大疫情的本质就是有组织地运用人的物质力量阻断病毒的肆意传播，要让群众知晓疫情真实状况，千方百计调动群众的主观能动性，齐心协力切实执行党和国家制定的防控战略。
（三）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的不断深化为成功抗击重大疫情奠定坚实基础
党领导人民群众抗击重大疫情关涉两个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执行党的防疫路线、方针的政府官方力量，作为重要协同的防疫专业组织和机构、慈善和志愿服务组织、民营企业等社会参与力量。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长年战争，社会处于凋敝状态，依靠社会力量抗击重大疫情很难在短期内取得胜利。党领导人民抗击重大疫情依靠符合客观形势的自上而下的全能政府治理机制，凭借基层支部和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完整吸纳人民群众，政府主导占绝对优势。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发现这种强大政治势能的疫情防控机制虽然高效，但也延缓了社会的卫生意识发育，主动把过去直接承担疫情防控的日常事务转移给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增强疫情防控的社会活力。不过，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不是简单的“你进我退”，社会参与要能有效填充国家政治权力收缩留下的“真空地带”，国家政治力量也要做好介入疫情防控的“接盘”准备。通过抗击“非典”疫情，可以观察到社会公共理性有待提升，极少数防疫专业机构和地方政府对“真空地带”表现出局部的不适应。党领导人民抗击重大疫情，要确保政府主导不缺位，关键少数敢担当；社会治理不失灵，专业机构聚焦疫情防控主业。
（四）医疗体系与应急机制的不断完善为成功抗击重大疫情创造必要条件
党领导人民群众抗击重大疫情的直接抓手是医疗体系与应急机制。改革开放前30年，党特别重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系统。毛泽东要求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应放到农村，培养了一大批“赤脚医生”。不过医疗覆盖面虽然广，但保障水平低。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运用市场手段发展卫生事业，重点抓医院系统建设，刺激了医院创收，看病难问题突出，医患关系逐渐紧张。党领导人民抗击“非典”疫情是应急机制和医疗体系发展的拐点。国家再次确认了医疗体系的公益属性，有效遏制了公立医院私有化的趋势，新发传染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和临床救治研究得到大力支持。同时，也形成了以小汤山医院为代表的疫情应急诊疗典范，这是新发传染病应急救治的重要创新；党推动把碎片化经验上升为法律法规，应急管理实现从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跨越，重大疫情防控基本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由临时机构牵头的应急协调模式转向构建“一案三制”的多元主体参与应急体系，即在应急预案基础上搭建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法制。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抗击重大疫情的时代启示
“在疫情面前，中国政府展现出坚定的政治决心，采取了及时有力的举措，令世人敬佩。”[7]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对中国应对疫情措施的高度评价背后，是党领导人民抗击重大疫情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当前，党领导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包括众多医疗工作者和其他公职人员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正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赤诚和无畏铸就了捍卫人民健康的“白色长城”。为了铭记在疫情中无私奉献的平凡英雄，缅怀遭遇重大疫情而失去生命的苦难同胞，要在体味历史情感和建构理性逻辑的基础上，将付出巨大代价得来的经验教训有效转化为信心与动力，做到“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8]，早日夺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决定性胜利。
（一）常抓不懈，把抗击重大疫情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环节
党领导人民抗击重大疫情，须着力巩固党的执政形象、增强党的执政公信力、拓展党的执政合法性。在抗击重大疫情的过程中，人民群众对党执政形象的关注更加敏感、聚焦。如果不能有效把握新闻舆论的主动权、主导权，就会造成群众对政府的信任鸿沟。各级党委、政府要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回应国内外舆论环境变化，建立疏导群众情绪的“泄洪阀”，党员领导干部要及时主动亮相、发声，向群众展示全力解决问题的鲜明态度和坚定不移的意志，抚慰社会群体性心理焦虑和创伤。在应对重大疫情的早期阶段，地方政府可能会忽视信息的公开透明；在攻坚阶段，政府主导的救援应急机制也可能会出现条块间的不协调，如地方政府违规截留物资、援助物资分配不顺畅等问题。只有真诚地倾听群众、走进群众、依靠群众，才能把党的主张与人民心声集中到一起，增进人民群众对党抗击重大疫情的信任与支持。党的执政合法性源于领导人民“站起来”的革命合法性，“富起来”的经济合法性以及迈向“强起来”的新时代应当涵养的社会合法性。在全球化的“风险社会”，抗击重大疫情属于高度精细化的社会治理，党要推动全社会对超越传统安全的新风险进行科学再启蒙，通过大数据等新技术强化社会治理，预先构筑突发风险防控堡垒，确保社会领域的高组织性和安全性。
（二）去疴除弊，把抗击重大疫情作为检验城市治理水平的临场大考
党领导人民抗击重大疫情，必须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把重大疫情防控纳入到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核心范畴。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经济引擎，长三角、珠三角、武汉城市圈等重要城市群是国家治理的结构性、功能性单元。在城市治理过程中，必须认识到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既是人才、资金、商品等物资集散地，也是传染病发生、传播和流行的集中暴发点。新发传染病与城市治理之间具有张力，当新发传染病处于未萌发的潜在风险状态，不会对城市治理的既定秩序造成破坏，社会公众也不会感到危险。但当新发传染病明确出现人传人的现象，在特定诱因的作用下，城市治理机制不能尽快响应就会导致患者呈指数级增长，人民群众明显感知威胁甚至出现恐慌，潜在风险将会转变为重大疫情。新发传染病从内部累积的潜在风险到引发外显的感染者，再发展成重大疫情，这个过程就是在检验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效能。重大疫情防控嵌入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制度设计，要在与国家已有的应急机制相衔接的基础上，突出3个重点：一是潜在风险的控制，制度化管理野生动物等可能的病原体宿主；二是面向社会的预警平台和确保公众预警进入处置程序的保障制度；三是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评估问责机制，包括酿成重大疫情的一票否决制。
（三）变危为机，把抗击重大疫情作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有效契机
党领导人民抗击重大疫情，必须开展全民健康教育，推广健康生活方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我国大多数民众认为“健康就是不生病”，社会对健康的讨论多以治病为中心，把医疗当作解决健康问题的主要途径。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维多利亚宣言》强调“合理膳食、戒烟限酒、适量运动、心理平衡”是健康生活四大准则，不主张医疗对健康的决定性支撑作用。在应对重大疫情的过程中，少数民众出于对自身健康的焦虑涌进医院，更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导致医疗体系不堪重负。党和国家要突出“健康生活托举医疗服务”的卫生工作导向，让有限的医疗力量集中救治病人。秉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执政理念，加强对人民群众的社会公共卫生教育，通过“健康中国2030”等国家行动把健康准则渗透到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倡导健康文明科学的饮食，禁止滥食野生动物。加快释放环境治理对人民健康的正外部性，把打击野生动物违规交易专项行动整合到野生动物资源保护、食品安全监管制度；有效治理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降低细颗粒物（PM2.5）的平均浓度，确保城乡饮用水安全。
（四）众志成城，把抗击重大疫情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磨砺
党领导人民抗击重大疫情，必须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以迎难而上的奋斗姿态和无惧风雨的斗争精神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风险考验。重大疫情是突如其来的社会卫生灾难，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在应对重大疫情的过程中，部分同胞甚至失去了生命。因此，抗击重大疫情，不能用历史虚无主义叙事来消解个体生命消逝的悲壮。例如“冠状君”诗歌是典型的反面案例。要看到众多医护人员坚定不移地站在疫情的最前线，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人民健康；无数平凡的人民群众逆行驰援疫情严重的城市，用行动和语言诠释中国人民的坚韧质朴。抗击重大疫情体现了全体中华儿女唇齿相依、血脉相连、命运与共，党领导人民同病魔的一次次搏击中铸就了众志成城、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抗疫精神。其中既有德高望重的“国之大医”，也有在抗击疫情中公而忘私的普通医护人员和建筑工人、农民群众。抗疫精神与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高度契合的，都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璀璨瑰宝。党要大力弘扬抗疫精神，领导人民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锻造敢于斗争的精神品格，增强从容应对各种风险的底气和胆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3]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 胡锦涛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6] 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 王远.习近平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N].人民日报,2020-01-29.
[8]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J].求是,2020，(4).
